古滇国的文化

秦汉时期，在我国云南滇池地区生活着一个较大的部落，称为“滇”。滇池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居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亦饲养牲畜，兼营渔猎。滇人手工业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金银器及玉石制作闻名。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春秋末叶至西汉初年，滇人已进入兴盛的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简称滇文化），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为代表。1955年至1996年间5次发掘的晋宁石寨山墓地，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证实了古代滇国存在的史实。此外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头遗址，也都是中国重要的考古发现。 

    在以滇池、抚仙湖、星云湖等高原湖泊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地区，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古代文化遗存，就像五彩的珍珠，散落在滇池周围。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工艺精湛，形制特殊，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在我国青铜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闪烁着古滇文化的璀璨光芒。 

    一、“滇王之印”与古滇国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晋宁石寨山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发掘20座古墓，其中第6号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其中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一组6枚）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当将要清理到棺底时，突然在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考古队长亲自将它拾起，拂去尘土，只见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顷刻之间，发掘工地上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人们奔走相告：千古传闻中的神秘古墓被找到了！ 

    据《汉书》和《华阳国志》记载，汉代益州郡首府为滇池县，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晋宁县。《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又赐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并赐给滇王王印。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汉武帝宠信。但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各种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任何记载，古滇王国从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很怀疑古滇国的存在以及《史记》记载的真实性。滇王金印的发现，证明石寨山遗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也证明了《史记》等汉文古籍有关古代滇国的纪事是可靠的。 

    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曲，背有鳞纹。滇王之印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虽是王印，但其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其原因可能是滇王虽被汉王朝封王，但在中央王朝的心目中，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于列侯。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滇王和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 

    “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此墓的墓主是一代滇王。在考古学上，“滇王之印”可以作为西汉时期“蛮夷”王金印的一种类型，为今后可能发现的此类印章（如同样见于史载，但至今仍未发现的“夜郎王印”）提供了进行比较、鉴别的可靠的实物资料，有着重要的考古学价值。“滇王之印”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云南地区隶属于中央王朝最早的实物证据。从这一点上说，“滇王之印”不愧是国宝级的文物。 

    二、滇国重器——青铜贮贝器和铜鼓 

    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铜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藏贝壳的器具。器内贮藏的贝壳，经云南大学生物系鉴定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长期以来，贝壳一直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据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南诏时期仍使用贝壳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按照形制，贮贝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桶状贮贝器，另一类是铜鼓或其他容器改装的贮贝器。 

    桶状贮贝器是设计铸造时就是用来盛放贝壳的，外形似桶。腰部微收，上下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盖上往往装饰牛、虎等动物，以牛最普遍。 

    另一类贮贝器以铜鼓形贮贝器为代表。这是滇国最重要的礼器。滇国没有文字，就利用铜鼓平坦的鼓面，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动为主，构成了滇国社会生活一个又一个生动场景。 

    滇国还有另一种国之重器——铜鼓。分别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两具铜鼓均属于同一种类型——石寨山型。其特征是：制作精美，纹饰繁缛，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铜鼓原系统治权力的象征，并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击鼓可通神灵。因此，铜鼓是祭祀中必备之物。两汉以后，铜鼓除了用作重器外，还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方面。铜鼓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纹身踊”。总之，铜鼓已渗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之深，由此可见。时至今日，我国壮、侗、水、苗、瑶、仡佬、布依、佤等少数民族还相当珍爱铜鼓。 

    三、“牛虎铜案”与滇人独特的审美观念 

    江川历史悠久,是古滇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蜚声海内外的李家山古墓群已出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文物4000具，分兵器、乐器、装饰五大类。其中“牛虎铜案”堪称天下无双的国之瑰宝。 

    “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器为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体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内立一小牛。牛后部一圆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此案中之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有一虎，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在艺术风格上，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态、心理、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老牛驯良无私，小牛单纯可爱，猛虎凶恶残暴，构成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悲剧色彩，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全案构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稳，生动形象，风格写实，具有滇人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是云南我国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在古代滇族的青铜饰物中，多有表现猛兽格斗或群咬的激烈情景。在描绘动物题材的扣饰中尤以刻画虎豹凶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画虎豹者也很常见。如有的青铜器常饰以虎豹纹，有的将器耳铸成虎形，有的铜器刻画饲虎形象，也有的在铜器上雕铸蟠蛇立虎的铜柱图像作为奴隶主权威的标志等等，足以表明滇人将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崇敬。这种敬畏虎豹之风，古代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例证。 

    古代滇族青铜动物造型艺术的特点是：主题鲜明，构思奇巧，层次分明，热情奔放，概括而不腻味。以写实为主，又带有一定的夸张色彩，在强调动物外部特征时，又注意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达到形神俱备的境界。 

    四、从古文物看滇人的生活 

    经过相关的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综合分析，学术界已经确认，“滇”人分布在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属“西南夷”诸部落中“耕田有邑聚”的一类，他们的文化遗存，代表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青铜器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画卷。其中又以贮贝器反映最为生动全面。著名的青铜器有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铜案等。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叠鼓形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激烈的战争场面，可能是当时滇人和洱海区域的“昆明人”作战的场景。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当时滇人举行“祈年”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铜俑18人，均为女性，中间一人为女奴隶主，在监督女奴隶从事纺织劳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生产图景。贮贝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有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场面，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滇国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的滇族社会中，畜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牛马不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还是当时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志。 

    经过研究可知，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兵器掺锡约20%，硬度较大，不易弯曲折断；装饰品约10%，硬度较小，便于打造成各种形状的装饰物。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